那是1998年我在泼陂河人民法庭时，处理晏河乡一位叫“晏乃祥”的老人起诉其养子赡养纠纷一案。姓晏的老人老伴早已去世，有一个亲生女儿和一个养子。女儿已出嫁，和养子一起生活，老人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了1000元钱，被儿媳知道后，双方为此发生争吵。经亲戚、村委会调解均未凑效，老人的儿子不愿再赡养老人，老人起诉养子要求解除父子关系，偿还扶养养子的费用。我接手案子后，到村子里走访，了解到在此事之前，老人的养子对其还算孝顺，外县的女儿也常来娘家走动，没什么矛盾。老人有积蓄的事被儿媳知道后，怀疑老人想把钱留给女儿，有外心，就向老人要钱，老人不给就骂老人吃里扒外，引起矛盾激化。考虑到老人的现状和处境，我和老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，打消了老人断绝父子关系的想法。在谈到1000元钱留给谁时，老人由衷地说，原来打算把这1000元钱留给儿子的，因为儿子毕竟对他还不错，主要的义务都是儿子尽的，但现在儿媳妇这么对他，他不想给了，就是给也要等到去世的时候再给。而老人的儿媳不相信老人临终时会把钱给她们，不愿接老人回去。我就因势利导，提出把钱交给一个公证人保管，待老人去世后再交给他儿子。这个公证人必须他们双方都信得过的，可找来找去，没有一个合适的。我正为这事发愁。一天，老人拿着1000元钱到法庭来找我，提出这个公证人由我来当，并说“你说话公道，办事实在，听说你还是大学生，我信得过你”。听老人这么说，我感到很为难，如果当吧，还不知道老人何时去世，自己以后工作调走了，还要管这件事，麻烦不讲，不理解的，还以为自己贪占别人的钱；不当吧，又怕辜负了老人的信任，这1000元钱虽然不是个大数目，却是老人多年的心血，交给谁都不放心，却愿交给一位素不相识的法官。面对这样一位纯朴、善良的老人，看着那双浑浊却充满殷切、信任的眼神，我没忍心拒绝，接下了这1000元钱。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信任，更是一位垂暮老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，深感自己肩上的压力和责任。老人的儿子也同意让我当公证人，案子调解了。后来我从泼陂河法庭调到北向店法庭，又调到县执行庭、民事庭，直到2005年晏乃祥老人去世，其儿子拿着村委会的证明和调解书来找我取那1000元钱。我把署名“晏乃祥”的银行存单拿出来，连同这几年定期转存的利息一并交给老人的儿子，这才如释重负。其实这七年来，我每次看到抽屉里的存单，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，既希望有人早点把存单拿走，自己少一份保管的责任；又怕有人来拿，那就意味着那位善良老人不在了。七年了，老人一次也没来，问也没问。七年了，老人长得什么样子我也记不清了，可老人的名字“晏乃祥”三个字越来越熟悉，因为我每年十一月都要到银行去为其办理定期存款转存业务，让这1000元钱尽量多涨一点利息，这是我唯一能为老人做的事情。七年了，我的工作调动了几次，办公地点也换了几次，每次我都记着别把那张存单弄丢了。七年过去了，老人实现了自己的诺言，我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。这是一件小事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是老人那双殷切、信任的眼睛，让我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。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：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，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，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