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午下班后从学校接回阳子，见宅门紧闭，我心中一惊。平时，妈妈在家，此时虚掩的门缝，都飘出饭菜的香气了。

打开门，妈妈果然不在。厨房里的锅铲碗碟，散发着寂寞清冷的气息。

肯定又回乡下种菜去了。阳子说，妈妈，我饿坏了！沒见到奶奶煮好的饭菜，孩子突然觉得饿了。

是的，妈妈又回老家种菜去了。

妈妈今年七十二岁了。她不识字，不可能给我们留张字条。四年前，爹爹去世一年余，我与夫君才将她接到城里。为让她进城，我们颇费了周折，动员亲友不下十人攻关，劝说一年多，她才答应。那时，她拒绝的理由多，其中之一就是，你们瞧，你爹的灵牌还是新的，还是新的。她按农村规矩，给亡灵送饭，硬是坚守了一年。进城前，把老家两个人的责任田交待给了邻居苟胜，千万不能抛荒呵!她千叮咛万嘱咐。家里的锄头、铁锨、镰刀，全被依次排在檐下；她把它们个个磨得金光闪闪，锋利无比。因怕雨淋着，走时还用雨布遮了。

都种一辈子田地了，还不够吗？夫君说。

哪够呢。菜园都还留着的。妈眼睛眨巴着，竟有些狡黠。

她真的将几笼菜畦都留着的。因此，她在我家中不辞而别，已成家常便饭了。

爹爹在世的时候，也常常谈及妈妈种菜。说到二十世纪全中国推行人民公社运动时期，妈妈便在集体田地之外的田边地头，见空插针地开出小片荒地，种上茄子、南瓜、丝瓜，、葫芦、辣椒、高梁、黄豆……那时生活艰苦卓绝，缺衣少食，人们普遍处于饥饿状态，妈妈业余的劳作成果，给孩子们饥肠辘辘的肚子，减去了许多饥饿的恐惧记忆。在反右运动中，妈妈因此遭到村乡干部的批斗，资产阶级企图复批的帽子，扣在妈妈的头上。妈妈在社员大会上被批时，铁了脸，闭着眼，昂起头，一言不发。下来后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依然在山边地头，开荒种菜。

粮不够吃。不让开荒种菜，让孩儿们都饿死吗!妈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国家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农民算是放开了手脚。夫君也常在妈妈回家时，谈到妈妈种菜的事。他说，那时农村三提五统税费较重，联产后，经济上仍捉襟见肘，爹爹常为兄妹几个学费愁眉紧锁。时粮食不够卖，妈妈仍在地埂田边开荒种菜，不光时吃，主要是为了卖。多少个趁露水未干或冰雪未化的早晨，夫君陪着妈妈，在黑暗里手提肩扛，往附近的集镇赶。拿街市上出售的，有黄心菜、萝卜、蒜瓣、蒜苔、大葱、小葱、丝瓜、青椒、红苕、菜瓜、南瓜、花生等等，每次积攒块二八角，以供急时之需。时没有生产条件，买不起喷洒农药的器具，妈妈常把农药倒进破缶里，兑水，用扫把蘸了，往黄瓜、丝瓜的枝叶花朵上抹洒。不知农药与水配比的母亲，多年以来让孩子们吃的有毒菜品，永远也难以说清里面蕴藏多深的爱意。

这些年，妈妈种菜，我算是见识了。时常还在双休日、假期，随了夫君，带着阳子，跟着妈妈下乡，加入她种菜的行列。出生在城里的阳子，因了奶奶种菜，知道了他的乡下老家，初晓了家族的传承，认识了牛羊猪狗，分辨了鸡鸭鹅雁，熟悉了稻麦芝麻，掌握了四季轮回，体验了劳动的艰辛，明白了春耕秋收的道理，目睹了农村的脱贫，国家的进步。特别受益的，是我们及周围的邻里，常年吃到的蔬菜，喝到的山茶，使用的植物油，都是有机生态的呢。

妈妈，奶奶今天回城不？我正在厨中忙碌，阳子探头问。

问这干吗？

我突然想见，我的奶奶。